文学的难度

你有多久没有读过有难度的书了？你在写作中又是否考虑过写作的难度？在浩瀚的书海中，到底该如何选择阅读？习惯了“清水白菜”的胃，又能否经得住烈酒下肚？这些问题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文学的难度”。

读完英国作家安吉拉·卡特的《马戏团之夜》，发现很久没有读有难度的书了。卡特以她超人的想象和渊博的学识，以及巨大的词汇量推动故事发展。她为了个人的特色不惜破坏故事，这是她写作的难度。你可以不喜欢她的书，但这样“敢于秀学识和想象力”的作家毕竟不多，得有那资本，比如博尔赫斯。

一部作品水平高低，与它的好看与否是无关的。通俗小说很好看，而《尤利西斯》和《追忆逝水年华》都写的比较不好看，前者晦涩，后者罗嗦。做一个延伸：一部作品写作的好坏，与它表现的难度，读者理解的难度，都不是一回事。每位读者的修养不同，但地球上公认的作品的难度貌似可以一致。有人认为四大名著原文看不懂，那只能批评他的修养不够，而不能认为这四部书太难。

难度似乎不可完全量化，但粗略量化是可以的，即这本书在阅读中是否需要思考。而引入文学的难度这个角度，可以比较作者写作时的态度和用心。中国现代新文学作家中，除了鲁迅，几乎没有太难懂的。作为纯文学的老舍的文章是开水煮白菜，汪曾祺的文章是花样的美人，但都别有一番味道。而作为通俗文学的还珠楼主，行文半文半白，融入很多古典文化知识，部分篇章有难度，而降低难度的还珠楼主那就是金庸。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难度与年代并没有特别的关系，只是汉赋等骈体文因辞藻华丽，用典繁复而需要修养等等。

在平民化的时代，作家写作都会面临自降难度的问题。老舍、赵树理等都曾做过尝试。他们都懂英文，都有相当的修养，但读他们的书认识两三千字就够了，而读鲁迅要认识五千以上。乃至莫言老师的创作，《蛙》比《透明的胡萝卜》降低了难度，增加了狂欢。

以前我们对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定义，都是以革命与否来判断的。老舍与张恨水作品的难度差不多，并且张恨水也写抗战作品，但前者被划为纯文学，而后者成了鸳鸯蝴蝶派。如今我们可以用纯文学与类型文学来区分。

类型小说也是敢于使用难度的。比如历史悠久的侦探、科幻，都敢于消灭读者的脑细胞。日本变格派推理的巨著《脑髓地狱》，刘慈欣的《三体》第二部，都在显示思想。这类作家与纯文学作家的区别，仅仅在于写了一百本书，但题材都是侦探、武侠、言情、推理、科幻中的同一个，并非作品的差距。若是有位作家，把以上题材的小说每种都写一样还很有趣，那则是罕见的人才。而更多的网络文学和通俗小说，是在消解难度，他们把读者当成了食道癌晚期的病人，直接把通俗化的知识灌进去，以达到快速充电的结果，或让人在快速阅读中休息大脑。

写作的难度不限于文体，现代诗歌中，艾略特、叶芝、庞德都是喜欢难度的人，有难度的象征和表达会把愚昧的读者挡在门外。

文体是在变化的，我们文体上的侧重，从古代的诗与剧，侧重到小说与散文来，这就给文学的创作降低了难度。与老舍、张恨水同时期的旧文学作家们，仍旧使用骈赋、古体诗词、杂剧传奇等文体，把文学框定在传统文化的范围内，维持着他们的难度。可以说他们的创作没有意思，但不能认为没有难度。当人们在网络化的时代，因创作成了零门槛的事而欢呼的时候，可否想到这是人类整体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还是倒退？

秀高难度的作品有很多，《神曲》、《浮士德》上万行的史诗和长诗。原文的难度会让我们叹为观止。诗歌体的《神曲》译文难度相对稍好，而田德旺先生译的散文体《神曲》难度暴增。现实主义作品难度尚好，现代派中，表现主义晦涩，意识流长篇大论，新小说不知所云，魔幻现实主义四处挖坑。看似混乱，但都是经过雕琢的，一不小心就会让人落入阅读的陷阱，亦或是仙境。他们是敢于增加难度作家。

敢不敢阅读有难度的作品以从众多读者中脱颖而出？

敢不敢写有难度的作品以逼读者退场？

文学是否只有靠难度来维持？

这都是个人的选择，他人无权干涉。写作者首要的是拜师读书，年长后是开门收徒。他会成为历史上一个小棒子面渣，如果他成就大，就会成为一个熬棒子面粥时没和开的面疙瘩。这样，一个写作者的意义就完成了，他有没有惊天动地的作品不重要，他已被融入到文学这碗粥里来。一个个小棒子面渣一样的读书人，连接起了几千年的文明，维系着这碗粥的黏稠度，也维系着写作的难度。

但是，如果为了销量而降低难度，人的表达能力和创作能力会在下降中趋于荒废。因此，创作可当做自我挑战，这即便不能作为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区别，也要看作是一位写作者的敬业之心。而真正畅销的作品必有它深入人心的地方，而绝不是降低难度。

真正超越了阅读难度问题的，是《道德经》，也可以是“枯藤老树昏鸦”，我们可以认为它没有难度，也可以永远也读不懂它。正如诗人戴潍娜在《灵魂体操》一诗中所说：“最伟大的文学全不是文学，而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