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前一阵子出自选集，几乎把我这几年来的中短篇全收进去了，清点一下字数，少得很。像我，是从1994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今年差不多已有十年了，想想惭愧得很，真不知这些年自己都干什么了。年轻时浪费起时间来，真是不晓得心疼的，现在晓得了。
朱：我和你的情况也差不多。不过，这倒让我想起那个张三吃饼的故事。吃到第三张饼的时候，张三突然觉得饱了。但其实前面两张不能不吃。没有吃前面两张时的饿和不饱不饥，也就没有吃第三张时的饱。人都是这样走过来的。
敬业态度和持久力也是这样培养起来的。不过，说句玩笑话，看来文学这张饼倒还真适合我们。或许，也会有人根本就没吃到第三张，就已经不想吃了。
另外还有一点，这三张饼怎么个吃法也大有讲究。承受能力和消化能力还没到那份儿上时就拼命吃，其实是消受不起的。也不长肉，或许还会消化不良。
“一夜暴发”的作家总有些可疑之处。必须要到筋骨长好了，腿脚活动过了，视野也得到了开阔，才能真正打点起行囊来，去爬那座山。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情况。特例总是有的。
魏：特例就是那类天才作家吧，像张爱玲。可是中国能有几个张爱玲，十七岁就能写出《霸王别姬》那样绮丽的作品来，太吓人了。你十七岁在干什么？我就记得那时我迷迷登登的，当年的习作要是留下来，现在看了非脸红不可。即便回头看五六年前在杂志上正式发表的小说，也有很多不满意的。所以，像你我这样的作家，明显是有成长痕迹的，现在仍在过程中。客观一点地说，针对漫长严酷的写作生涯，也许我们的小说才刚刚开始。
朱：有个观点首先应该澄清一下。我认为“天才”型作家和“少年”作家其实还是有区别的。天才型作家并不仅仅是年龄的问题。不能说八岁就能作曲弹琴开演奏会的孩子就一定是莫扎特。
这里面有个形式与灵魂的问题。相对来说，到达形式还是容易的，灵魂这东西就玄妙了。张爱玲确实是个特例，这是她特殊的身世、时代的大背景、以及个人特质综合所就。大多数作家还是属于成长型的。
这或许也是因为，大多数人的灵魂还是需要成长的，并且在成长中不断丰富、不断认知。所以说，十七岁写出《霸王别姬》，我倒不觉得可怕。我觉得可怕的是杜拉斯七十岁还能写出《情人》这样的作品。还是那样的赤诚、浓烈，还是那样勃发而邪逆的生命力。要知道，中国作家可是从来都不缺乏早熟与聪明的。
朱：我们这些人一路走来，也确实有好些年了。有时候我也在想，我们的写作中，是否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的东西。当虚假的、被我们无限夸张的意义泡沫破灭以后，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处境其实是相当尴尬的。
比起我们的上代人，我们的成长中缺少真正的集体性的“大事件”，所谓的创伤体验，多数也是个体化的，支离破碎的。多数属于“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上代人集体性的激情、信念，到了我们这里，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下代人“轻舞飞扬”的权力我们也并不拥有。那么，我们的意义在哪里？
魏：不足肯定有，但我以为，这个责任得由个体来负，跟时代没有关系。时代无所谓优劣，并不全是只有大时代，才能出大作家和大作品，而且在本质上，我就怀疑有“时代之分”这一说，这或许有点矫枉过正，因为现在流行的调子就是惯于称“这一代的作家”、“那一代的作品”，有点听烦了。
我们没经历过“五四”，“抗日”和“文革”，可是我们经历过“八十年代”，多么自由的时代，改革开放，青春年华，激情浪漫……或许，这足够让我们的下一代艳羡一阵的，以为这是写作的资本，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反正，我是不属于写“时代三部曲”的作家。把你放在“五四”，你会直接去写“五四”吗？没法写，因为你身处其中，闹哄哄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
朱：我想打个比方。我们这些写作者，就好比一些在土地上寻找泉眼的人。倒不是说写作本身有多神圣，“找泉眼”只是说明：第一，写作其实也是件体力活，要拿把铲子什么的，东挖一下，西挖一下。第二，从表层探向深处、从已知探向未知、从干燥的泥土下面找出汩汩的泉水……这些多少也能构成一道隐喻的景观。
那么，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怎样找到属于你的那个泉眼？什么又是你能够涌流不断的那个泉眼？这和社会责任感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每代人的泉眼都是不同的。
大家在不同的地方发现它们，挖掘它们，或许，有那么一天，我们会发现，那些泉眼与泉眼之间，其实倒是相通的。因为相通，所以才能生生不息。但发现那个泉眼需要智慧和眼光，确认它，同样也需要智慧和眼光，因为这个泉眼它通常是隐蔽的，或许找了很长时间都找不到，还可能会找错了，开始时东挖一下，西挖一下，还能挖出些地表水什么的，后来就枯竭了，那都是由于没能找到真正的泉眼。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你要持续地挖，并且不断让它涌出泉水来，那么，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真正属于你的泉眼。我觉得这个过程，就反向地说明了“意义”这个讲法。当然，你挖掘时用的铲子的类型、挖掘姿式、以及体能什么的，它们同样也是重要的——我认为，它们类似于写作的基本技巧。这些基本的关过不去，即便找到了泉眼，也是深挖不下去的。
魏：泉眼的说法，也就是“母题”吧？一个作家在经年的写作中，总会发现他最感兴趣的那类题材，不吐不快的，慢慢的就成了风格，像沈从文的乡下，张爱玲的都市，萧红的小城……只能写这些东西，因为它在那儿，是他们各自生命的一部分。泉眼的挖掘，我以为不需要什么智慧，如果你身上有那个东西，它最终会跑出来，千方百计地缠上你。写作无需刻意，它应该是身心最自然的流露，我理想中的写作是这样的。
朱：说点轻松的。在你已经不算短的写作生涯里，对于写作而言，你认为什么最重要？比如说，才华，聪明，技术，还是其他的什么？
魏：聪明对一个作家来说是有害的，作家不需要太聪明。我以为敏感很重要，守得住寂寞也很重要；才华不是最主要的，因为眼见得很多有才华的人中途放弃不写了。
技术之于小说，有点像农夫犁田，天长日久地犁下去，总有娴熟的那一天，所以我认为它也不重要。说到最重要的，我想应该是想象力和创造力吧，像卡夫卡、卡尔维诺这一类作家。
曹雪芹是另一类的作家，他以情感见长，《红楼梦》通篇充塞着繁杂浓郁的情感，所以，情感性之于作品，有点像灵魂，而想象力则像是翅膀。对于具体作品而言，我们不能要求灵魂和翅膀兼得，因为任何一个作家总是有所偏重的……唉，这话题太复杂了，我也有点词不达意，就此打住。
朱：对于聪明这个词，我倒有些自己的想法。作文学的，在智商上恐怕都不会很低吧。大家都很聪明，对市场聪明，对成功聪明。但大家都聪明，聪明人太多了，就很没劲。其实人愿意并且能够傻的时候，正是内心最富有力量的时候。因为他不在乎外界那些合乎常理或者不合乎常理的回报。不是有句老话，叫做“傻瓜力量大”吗？当然，要真正做到，很难。起码，比自以为聪明可要难多了。
他们的作品直接来自于没有偏离自我、没有经过扭曲的人格，像所有伟大的作品一样，直率而充满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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