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是一个由起点走向终点的过程。
生命又是那么脆弱，说短则短，说长也长不到哪儿去，逾越百年能有几人。出生与死亡本来就是一对难解难分的矛盾体，每个生命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便意味着奔赴死亡，只不过走得近一点或远一点，速度快一点或慢一点，时间短一点或长一点。走得远的、速度慢的、时间长的无非多消耗点食物、水和空气，多消耗点生活资料，为家庭多积累一点财富，为社会多创造一点价值，为后代多留下一点念想，仅此而已。
所以，活着没有理由不快乐，活着没有理由不思考，活着没有理由不尊严。衡量万物无一个绝对的标尺，作为一个写作者，游走在文字的山河，出没于文字的江湖，写什么不重要，写出什么不重要，写得精致或粗糙也不重要，只要能把自己欲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把自己欲抒发的情感抒发出来，问心无愧也就足够了。
因此，写作者就是为文字而生，为思考而活。写作者有悲天悯人之情怀，与人为亲，与人为友，与人为善。有时候又看不惯的不去看，想不开的不去想，做不到的不去做，不把自己的意志、喜好强加于人，合得来抽空多聚一聚，合不来少往一块凑合，甚至原谅哪怕不该原谅的人。
低调也好高调也罢，大家谁都不乏梦想、雄心、野心，关键在于对机会把握的程度，往往是我们自己或过于单纯把并不简单的事情想得过于简单，或过于世故把并不复杂的事情想得过于复杂，结果导致前功尽弃坠入失意的深渊。每个人都行进在各自朝圣的路上，有多少人跌倒后爬起拍拍尘土继续前行，又有多少人跌倒后再也不曾起来，似乎没有比顺其自然更明智的选择了。
但作为一名作家，我们到底该如何存在？我想今年停止思考的两位伟大作家陈忠实先生和杨绛先生是最好的表达。
陈忠实先生心满意足地走了。他说留下一本做枕的书，果真就留下一本做枕的书，《白鹿原》无论质地还是分量，都达到了一定的厚度与水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于是读者记住了这样一个人，记住了这样一位作家。
杨绛先生从容安详地走了。此位“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怀揣真挚隽永的《我们仨》，从容地到另一个世界报到，同分别多年的丈夫钱钟书、女儿钱瑗重逢且永远团聚。
他们不是简单的生命个体，而是一种精神的存在，虽凡躯消亡化作一缕青烟飘散，但艺术之光芒必将照亮浩瀚宇宙。所幸陈忠实先生73岁古稀，杨绛先生105岁高龄，正常的生老病死，正常的驾鹤西去，非意外所为非极端所致，而谁又将步他们后尘成为下一位不得而知。
其实，愿意也好不愿意也好，该离去的时候终归要离去，终归要从人生的舞台上谢幕，无论获得多大奖项，取得多大成就，被多少粉丝疯狂追捧，那都不是延续生命的筹码。我们所能做到的，也无非祈祷他们一路顺风顺水，一路鸟语花香，不再坎坷、波折与磨难。
我们也终将离去，希望我们离开的那一天，结束的只是生命的长度，留下的是生命的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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